当地时间10月13日在线配资知识门户，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所作的阐释。据悉，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其中一半归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共获另一半。
乔尔·莫基尔，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1974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为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经济史有经济学的“经济史”和历史学的“经济史”之别，与经济史联系比较密切的是制度经济学。莫基尔是少有同时讲授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在他的《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他阐释了欧洲18世纪实验科学如何影响了工业革命及世界经济史，其中包括他对培根的论述。培根是散文家、哲学家，在他看来也是一位文化企业家。培根承前启后，对实验科学和工匠的论述观点是欧洲18世纪经济增长文化的基础。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相关章节，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乔尔·莫基尔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作者：乔尔·莫基尔
译者：胡思捷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实验科学因为培根产生了转变
对于培根来说，科学和经济进步取决于如何将技术人员的知识融入科学与自然史之中。关于培根相当庞大的文献所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视野为欧洲做足了在18世纪实现“培根计划”的准备——通过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实现物质进步，这两种知识彼此相辅相成，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自动催化的）反馈循环机制，最终改变了世界经济史。
培根对这些变化会如何产生的构想看起来有一种神秘的先知感：“科学真正的且合理的目标是赋予人类生命新的发现与资源。”他完全认识到，想要获得这样的进步，是要通过一小部分精英的努力的：“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也许偶尔会有一些非常聪明的工匠，他们会花自己的钱，自己做一些新的发明。”他抱怨说，大多数研究和发展并没有依照一个重点明确的计划来进行，于是每个研究到最后都一无所获，同时这一进步又受到“对经典过度尊重，以及享有盛名的哲学权威和从权威思想中衍生出的共识”的阻碍。在他1592年所写的一篇被广泛引用的小短文中，培根阐述了他对知识是什么，以及它应该是什么的看法。他感叹道，直到他的时代为止，技术进步也只是由工匠们意外制造出的小发明。正式知识（我们称之为“科学或命题知识”）在他的那个时代，在发现潜在的支配着技术发展的自然规律方面都没有取得什么实质进展：
“有没有这样一种幸福，一个人的思维可以跃至对所有事物的疑惑之上，而在那里他就能预见自然的秩序和人类的错误？然而，这仅仅只能带给人快乐，而不能带来新的发现吗？能得到满足而不能得到利益？这个人能清楚地看到大自然的仓库蕴含着多少财富，能看到大自然的商店有多美丽吗？真理一直都是贫瘠的吗？这个人不能因此而产生有价值的影响，并赋予人类无限的商品吗？”
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皇家学会赞成的一个主题。在《伟大的复兴》（The Great Instauration）的引言中，培根说，他希望能建立“一个真实与合法的实证和理性之间的婚姻，它让我们充满希望，各式各样的发明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征服人类所需的一切，克服人类所有痛苦”。他在《赞美知识》（In Praise of Knowledge）结论中的话也颇具先见之明：“人对自然的权威隐含在知识中，它们中很多是国王倾其财富都买不到的……现在的我们可以用思想支配自然，但我们同时也必受她控制，可如果我们的发明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造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用行动来指挥她”。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年1月22日—1626年4月9日），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散文家、哲学家。
关于培根的奇怪之处在于，他没有创造出任何科学知识，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可怜的科学家：他不懂数学，也没有认识到数学在他所主张的研究计划中有多重要。他竟然还成功地让自己对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科学进步知之甚少：包括哈维（Harvey）关于血液循环规律的发现、吉尔伯特（Gilbert）发现的磁力现象、哥白尼（Copernicus）对太阳系所作的研究、伽利略在物理学上的贡献等。一位专家的结论是，培根在人生后期所撰写的百科全书型作品《木林集》就显示出了他的方法不可行的本质。
培根身上有一种明显的特质，这也同样存在于那个时代许多作家的身上，也就是一种对“人类智慧”的信仰——这个信仰认为研究不仅要揭示新的事实和规律，也应重新恢复那些在早期被发现却又在后继学者中消失或被曲解的原始智慧。正如哈克尼斯（Harkness）所说的，培根所呼吁的事物，大多已经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伦敦出现，即注重效用的实用自然知识的增长。在许多领域中，特别是在他所强调的科学方法以及与实际相关性的问题上，他拥有数不清的前辈。然而，在他1626年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他对欧洲科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文人共和国”里的知识分子们都表示自己蒙受了培根的恩惠。例如，约翰·洛克就对培根深表感谢，从他的作品中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仔细阅读了培根的作品；波义耳（Boyle）的研究则深受培根计划第三部分的启发，即对自然历史的“准备”中的描述。实验科学不是培根首创的，但它因为培根产生了惊人的转变。
纪录片《工业化英国》（Industrial Britain，1931）封面。
一个典型的文化企业家
尽管接受实验可以作为增加有用知识的有效途径的缓慢转变从较早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培根是真正使人们意识到实验重要性的人。
18世纪，约瑟夫·赖特作品《气泵里的鸟实验》（An Experiment on a Bird in the Air Pump）局部。
库恩明确表示，在培根之后，实验科学已不再只被用于确认已知的事实，而更帮助人们了解了自然在以前未观察到的或人为的情况下会如何反应，例如一只老鼠在真空状态下的行为。此外，它开始依赖于新的仪器和实验室技术，其本身也是创新，同时与“思想实验”大相径庭—思想实验是指那些在人们的想象和认知中有意义的，但又从没有真正付诸实践的实验。在《伟大的复兴》“格言Ⅱ”这一部分中，培根说道：“人们不假于物而探索大自然的努力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及带来什么深刻见解的。只有借助工具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工具既给双手带来了便利，也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不过虽然这些革命性创新已经出现，但库恩认为，实验方法并没有对“古典科学”进行革新，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补充。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部分的，也是缓慢的。
乔尔·莫基尔画像。图片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毋庸置疑，培根并不是实验科学的首倡人。在思想上，他最杰出的前辈是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他在医学和“物质理论”方面所做出的贡献都体现了他“坚持实践”的决心。尽管培根通常引用他时都不赞成他的想法。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鲁雷被弗朗西斯·耶兹（Frances Yates）认为“几乎是培根的前身”，但也是一个更现实主义的前身。另一位先驱者是卡拉布里亚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贝尔纳迪诺·特莱西奥，他呼吁大家采纳一种纯粹的实证科学方法，并让自然研究突破亚里士多德式学术的约束。荷兰发明家和工程师科内利斯·德雷贝尔（Cornelis Drebbel）在某种程度上是培根希望的化身，许多德雷贝尔的发明都与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中的理念极为吻合。
而在英格兰，有一位数学家和神秘学家约翰·迪依（John Dee），他为亨利·比林斯利（Henry Billingsly）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写了一篇被广泛传阅的“数学前言”，这篇前言中提到了很多对知识的实际应用，如测绘、导航和水文等。迪依（Dee）主张将数学实践应用于艺术和商业领域，同时也面向非专业人士，并在不断增长的商人、手艺人和技术工匠群体中加强推广。另一位英国的前培根式作家是休·普拉特（Hugh Plat）爵士，他撰写了包括各式各样的食谱和处方在内的许多实用书籍，从肉类保质到园艺害虫控制应有尽有。
电视剧《纺纱厂往事》第一季（The Mill，2013）剧照。
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人，他们多数都生活在伦敦，都在培根之前就提出应将数学和命题知识与实际创新活动结合在一起。
通过为这些活动提供一个连贯的思想框架，以及将智力创新各种松散的目标汇集到一起，培根扮演了一个综合论思想家的角色。他以一种更清晰的表达方式，更清楚地重新叙述和组织了许多想法，这后来被认为是通过实验哲学所进行的一个综合的进步计划。17世纪在英国出现了太多可以被人随意讨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概念，这些概念“被映射到自然知识的模式之上，而这种模式正是与培根的名字和作品相关”。培根的著作是后来两个世纪的思想家和实验家的协调器，它协调了这些学者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企业家。在培根去世后的五十年中，欧洲大部分的学术和专业精英都或多或少采纳了一些他关于有用知识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概念。海勒姆（Hiram Caton）总结了培根的影响力，“历史上的第一次，自然哲学成了一个进步的、扩张的社会制度”。这些发展所带来的全部经济影响在社会中潜伏了数十年，最终在工业革命和随后的技术变革进程中全部爆发了出来。
19世纪，克劳德·莫奈绘图《圣拉扎尔车站》（La Gare Saint-Lazare）局部。
他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的
任何试图将培根不合时宜地描绘为一个提倡在工业上直接应用科学知识的先知和“现代”倡导者的做法似乎都是不适当的，培根思想的大部分仍然是炼金术和生命主义的自然哲学与更多新颖的方法的奇怪混合。
一位现代作家大胆指出，培根对于魔术其实比对技术更感兴趣，他的作品也更像一个魔术师写的，而不像一个工程师写的。他的自下而上归纳法，虽然是一个对无效的自上而下的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哲学的演绎主义方法的全新纠正，但人们从未单纯从其纯粹的文字形式上认真考虑过这个方法。
纪录片《世界历史》（2008）画面。
尽管受到卡尔·波普尔对培根不屑一顾的态度影响，一些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对培根表示了不少质疑，但他作为经济进步先知的声誉，正如现代经济史学家应该承认的但很少承认的那样，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威廉·埃蒙（William Eamon）将培根视为“对科学研究的组成完全重新定义”的一部分，其中经院哲学的逻辑结构被对新事实的“狩猎”所取代。
然而，培根从来没有主张盲目地堆积实证事实—他在《新工具》中著名的昆虫学比喻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好的科学应该如何被执行的理念。他解释说，蚂蚁只是收集东西并使用它们，蜘蛛完全用自己产生的材料来结网，蜜蜂则采取了正确的方式：它们从鲜花中采集花蜜，之后能够将其转变为更好的东西。他明确提出的是寻找经验性规律和模式，它们可以从数据中被发现，通过类比和联想，以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来帮助学者们填补自然史和实验结果的差距。他的见解是，科学是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产生事实和数据，以建立解释性的理论。雷谢尔（Rescher）指出，“历史上第一个如此清晰看到这一点的人就是培根，这是他不朽的成就”。
可以肯定的是，培根大大地夸大了他的时代能够进行纯粹实证研究的潜力。但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化企业家，他并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他只需要具备足够的影响力。在培根的例子中重要的不是我们今天对他的看法，而是他在去世后的几十年中他的影响和人们对他的看法，而事实上，当时受到他影响的思想过程改变了欧洲知识分子以及科学与技术精英们形而上学的观点。他的影响范围很小，但很深刻。培根对知识的概念尤其感兴趣，并提出了人们对自然现象及其“可操作性”思考应作出的彻底改变，这种思考是人类行为，特别是人类的实际“作品”的基础。他具有持久影响力的见解是，知识是一种被组织和分配的集体活动和社会现象，为了达成物质目的而被应用和使用。
费诺内（Ferrone）补充说，培根的作品突出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智者们无法言说的智慧”与现代和公众研究方法之间的不连贯性，而也因为培根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其可验证性，对所有人来说，他的思考都是可被理解的。
如上所述，培根本人并不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但他在研究自然哲学问题上有着绝佳的天赋。
技术与工匠
18世纪，德·卢戴尔布格绘画《卡尔布鲁克代尔之夜》局部。
对于培根来说，工匠不仅是命题知识的受益者，更是它的创造灵感。培根强调，技术进步只有在有用知识被有效组织、协调、分配和获得的条件下才会获得成功。他认为，为此，国家需要“为发明人保护发明”，知识必须从发明人所有转移至集体所有，也就是国家所有。只有这样，他认为有用的知识才能既是累积性的，又是可获取的。他们对材料和能量的操控向实验哲学家们展示了如何创造出一个能够检验自然现象的人造环境。在那个时代，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同时是仪器制造家，如伽利略，胡克和惠更斯等。然而，这些人都绝不仅是平凡的手艺人而已。
那么群体更庞大的工匠们又如何？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强调的，在科学家和制造商之间构建跨越社会鸿沟的桥梁是欧洲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牵涉一场最终的胜利来之极其不易的斗争。1500年以后，欧洲知识分子的文化发展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就是一个逐渐成熟的概念，即“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置于传统上被视为是下等工作的实际事物之中”，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要“重新重视起工匠的工作”。
电视剧《纺纱厂往事》第一季（The Mill，2013）剧照。
如果技术是以严谨且可持续的方式进步的，则这两个团体必须相互尊重，并且都认为他们间的沟通与合作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互惠互利的。人们通常会认为这种类型的文化演变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任何正规科学应用的演化，如工程学的数学化和实验研究、手工艺品制造或医学等，如果不需要几个世纪，也需要几十年。到1700年，正规科学与手工实践之间的差距和它们在1500年时“裂开得一样宽”，主要是因为那些寄希望于通过自然数学化和各种实验来揭秘大自然的人，都严重低估了这个世界到底有多混乱。
即使是在18世纪，由于科学见解而出现的对经济发展重要的技术进步的确实例子也很少见。在很多情况下，科学与工业之间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而彻底忽视工业启蒙的存在是毫无道理的。工业革命的许多重要进展是由接受过科学教育的发明家或与这些人有接触的发明家所创造出来的。其他的发明实际上是由冒险踏入技术领域的受过训练的科学家发明的，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到克劳德·贝特洛（Claude Berthollet），再到汉弗莱·戴维都是如此。
相比于其他，实验科学的失败所带来的失望最能说明培根信息所传递出的修辞力量。实验科学没能信守自己的诺言，从新的发现中产生出人们期待出现的重大技术突破。从许多方面来说，它就像一张期票一样，如果它在1680年或1720年还没有被实现，那在未来它肯定也会被实现。显然科学是进步了，但如果我们将科学看作一座山，而以山谷最低处为起始点测量高度的话，那么科学之峰的高度应该不会如今天这么高。
纪录片《世界历史》（2008）画面。
然而，即使科学之杯在1750年仍是个空杯，人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正被逐渐填满，尽管速度远没有那些培根热诚的信徒们所承诺得那么快。通过科学家们不断累积的显著成就，特别是牛顿学说的胜利，填满科学之杯的愿望一直没有破灭。此外，聪明的工匠研制出了许多培根所梦想的工具：摆钟、温度计、显微镜和航海钟等。善于观察的医生还可以给人们接种天花疫苗。
在这个故事中，总有某种科学在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我们不应企图在手工技术中寻找出一个关于某种新发现的科学思想快速且直接的应用。相反，我们所说的科学与技术间的相互作用是微妙而复杂的。也许透过被我称为认知基础的镜头，我们能更好地认识某一种给定的技术：我们对于一个奇妙的装置或是特殊的药物为什么能产生作用到底有多少了解？在金鸡纳树皮（用于缓解疟疾的症状）或天花接种的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而在纽可门机的问题上，我们或多或少有些了解。在中射式水轮和水利涡轮机这两个发明中，我们所知道的相当多。
这里重要的是不要夸大文化企业家的作用。一个有一定合理性的反驳就是，培根在欧洲启蒙运动中之所以受到如此钦佩，是因为他对他18世纪的追随者们解释过，无论他们想以何种方式做什么，都是正确的、有道德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化企业家的功能：他们并不是要把一群不情愿的人拉去一个他们本不会走的新方向上去，而是让追随者们能像接受一个已达成共识的核心思想一样去接受一个前后一致的学说。此外，在思想市场上，大师的追随者们需要不断地说服别人，因为总是会有各种不同的障碍阻止人们接受新信息。这个行为并不是要去说服什么凶猛的对手，这不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项；文化企业家的信息针对的是那些中立者们，或是可能改变主意的个体们。
本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原文作者：乔尔·莫基尔；摘编：罗东；编辑：西西；导语校对：穆祥桐。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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